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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产品评测  发布:2019-10-2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迅速改变多年累积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很难,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培育消费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在《资本论》研究中,大家注意到了发展生产力理论,还有一个理论尚未被充分关注,就是消费力理论,没有消费力哪来生产力?我们过去只谈生产不谈消费是不够的。培育消费力有多种途径,一是在分配方面要解决收入提高问题,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二是要解决消费升级和消费业态问题。

著作从“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两个新颖的视角切入,而且很好地把两个视角有机融合起来。“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因此,探究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诸多经济学派别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者既有对立又统一。一般地说,追求公平往往要牺牲效率,而追求效率又往往要牺牲公平,似乎效率和公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确,“鱼”和“熊掌”兼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学理论多以优化效率为基础,优化“公平”的很少,而把二者都考虑进来的更少。毋庸置疑,理论滞后与制度创新不足是阻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主要因子。所以,钟昌标教授把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引入到公平和效率的分析框架,整合区域经济学与公平效率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把公平效率概念引入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中,而且将其从国家层面扩展到了区域层面;拓展了效率的内涵,把它拓展到非经济层面,并区分了短期效率与长期效率,强调如果只重视短期效率会失去长期效率;通过把效率与公平落到地区层面,拓展了效率与公平在宏观层面政策的可操作性。

    

又比如,本书提出不管采取何种调控措施和解决方法,地区差距只能相对解决,而不能绝对解决和完全解决的观点。由此推演出我们的政策目标和调控任务就是把区域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袤、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缩小,但为各地区居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则是有可能、有条件实现的。通过为各地区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为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创造条件,这是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有效手段。如果把宏观政策调整仅仅定位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即使短期得到缓和,长期看还将逆转。

   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强调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什么?它要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世界银行报告所强调的高质量增长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对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重视高质量增长。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征经济体,其引人注目的资源优势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的独特性,比如,可以组织力量完成小国难以期冀的大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几乎所有产业的规模经济,可以抵御较大的各种灾害,等等。但是,大国经济由于区位、地理、资源条件、历史发展水平的不同,加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分布不均,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必然存在差距,这在大国经济的发展初期尤为突出。因此,区域经济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以及各区域内部经济如何发展,是大国经济的一根“软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中国区域协调问题特别值得关注,而对该问题关心的人不妨从《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体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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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本书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切实落地的宏观政策,更需要在完善市场机制上下功夫。要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管理、宏观政策调整来实现。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三、增长路径的改变:创新驱动

宁波大学钟昌标教授的新著《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度入选成果),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十四章,构建了一个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在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机制和实现机制。在拓宽公平与效率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观察与反思,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公平与效率的分析,研究了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机制,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的路径和政策主张。

   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论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本书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比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作出了新颖的解释。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并非片面追求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纯为了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提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具有耦合性;把区域协调发展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认为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只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各个区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全国绝大多数人才能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福音。

   列宁曾以“一条牛身上扒下两层皮”的比方来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状况。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售价比中国还便宜,这是被扒下的“第一层皮”。从美国很不容易赚回的美元遭遇贬值,人民币升值,“第二层皮”就被扒去了。用储备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券,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券贬值,“第三层皮”也给扒去了。中国人真的只需要生产不需要消费吗?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和生产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消费大国,扩大内需也就能成为现实,经济增长也就可以注入足够的动力。

   当一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发展目标主要是追求GDP,而且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应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就起这种作用。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独立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所以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依然不靠前,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能力做到那些人均GDP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也有其不足,体量大但是不强、不富,所以“中国梦”就是怎样变得更加强大和富裕,当前中国面对的是如何由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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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在一个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距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人均GDP到4000至5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到达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

   学习十八大精神需要特别注意几个表述。一是把GDP的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目标并列,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强调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指国家给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中国不可能走向福利国家,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国家给老百姓的钱翻一番,指的是人们挣到的钱要翻一番,需要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挣钱机会。在研究当前的社会矛盾时,需要注意收入差距指数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因此政策导向需要调整,要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过去的几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提法是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政策层面的重大调整,意味着要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涉及三个公平,一是机会公平,一是权利公平,一是规则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这三个公平可以先行实现,过去强调效率性经济学,现在强调的是公平性经济学。在“中等收入陷井”面前,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消费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后,消费力、消费需求、消费业态就进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视野。例如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就不只是强调生产适应消费,而是要创造消费者,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生产才有不竭的动力。

   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过去长期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生产而生产。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经济起飞理论,强调经济起飞必须要以高积累、高投资为基础,近年来我国GDP增长如此之快,正是在高积累、高投资的思想框架内推进的。再比如对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结构如何改变?此外,早期发展经济学还广泛应用于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研究,以及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顾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早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其后虽然加入了技术要素,但只是作为外生变量和“余值”起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并相应产生新增长理论,就有了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内生增长之说。因此“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描述。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梦”,在什么历史阶段就应该做什么样的梦,中国的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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